另一些失信惩戒措施如消费限制、强化监管，虽然也会给失信人带来不利后果，但不具有制裁性，不能将其认定为惩戒措施。
于是，法院的丑恶现象和闹的低级笑话也层出不穷。1998年至2002年公安部部长、党委书记，武装警察部队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
这样的法院院长和法官，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怎么样呢。与此同时，郑州某新闻媒体以《民权有个四假法院院长》为题，对马培忠的造假作了采访报道。1994年12月－1998年1月，任黑龙江省政府省长助理、党组成员、省委政法委副书记兼省公安厅厅长、党委书记、省武警总队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我们先不去看底层群众的真实反映，就来看看本来就不怎么善于投反对票的人大代表们怎么看。其实，从１９９５年到１９９７年，马培忠在郑州大学未上过一天学，也未参加过郑州大学组织的考试。
三假：１９９５年由睢县土地局局长调任民权县人民法院院长时，马培忠请人代考获取《法律审判专业证书》。在院里上班的仅三四人，其余人员已多年未上班，院党组其他成员及干警没见过其人，但工资花名册上却表明已领几年工资。换言之，经济特区变通立法是立法主体授权立法权运行的结果，其直接法律依据是有关经济特区的变通性立法条款。
[31]鉴于特别行政区立法制度的特殊性，本文暂未将特别行政区立法纳入讨论范围，《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也就不在职权法之列。[4]1991年1月25日国务院第七十七次常务会议通过，1991年2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4号发布，自1991年5月1日起施行。变通立法是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经济特区特殊经济体制的产物，是特定立法主体根据上位法规定针对一定区域制定特别法律规范的立法行为。[42]万其刚：《立法理念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0页。
而从立法权视角审视，创制性立法是立法主体的授权立法权运行的结果，以授权为前提。从立法权来源的角度看，民族自治地方变通立法的立法权来自《宪法》《立法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亦即宪法和职权法。
我国《立法法》第12条第2款规定：被授权机关不得将被授予的权力转授给其他机关。在规范层面上，授权立法条款以立法权转移和立法义务设定为根本目标，只存在于宪法和职权法以外的法律之中。典型立法条款样态如《档案法》第26条：本法实施办法，由国家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制定，报国务院批准后施行。[28]从权力属性来看，职权立法权是立法主体依法获得并由其专门行使的固有的而非新创设的立法权。
[17]笔者认为，以法律载体为划分依据对授权立法类型化区分，有助于授权立法的实施及其制度构建。[6]参见杨临宏：《立法学：原理、制度与技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54页。如此一来便会衍生出新的问题：哪些立法权可以在授权立法条款中转移？换言之，授权立法条款所承载立法权的界限何在？立法权因来源不同而存在差别。在立法过程中，批准立法将立法程序割裂为制定程序和批准程序，且由不同主体分别实施。
[40]参见谢立斌：《论国务院的职权立法权》，载《政法论坛》2018年第6期。上文业已述及，变通立法是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经济特区特殊经济体制的产物。
按照上述划分标准，授权立法条款之授权立法指向普通授权立法、一般授权立法、法条授权立法或者法条授权。二是立法主体具有职权立法权但使用了另行规定或者特别规定法律概念的立法条款。
据此，学界称以授权立法条款为法律载体的授权立法为普通授权立法、一般授权立法、法条授权立法或者法条授权，主要表现为被授权主体的授权立法权来源于授权主体制定的授权立法条款。按照《大辞海》的解释，授权立法是立法主体将立法权授予另一个能够承担立法责任的主体，并由受权主体依照授权范围、时间和程序进行立法的行为与结果。（二）授权立法条款之立法权一切权力都是法律授予的，法律授权构成了一切权力正当性、合法性的依据。[8]参见杨登峰：《行政改革试验授权制度的法理分析》，载《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9期。故而，职权立法权实则是宪法和宪法性法律赋予的固有立法权。因此，从法律功能角度出发，抛开立法条款的共性，可以将授权立法条款从繁杂的立法条款中剥离出来。
从法条授权立法维度来看，授权立法条款是法条授权立法的唯一法律载体，其规范内涵关注的是授权主体与被授权主体之间的权力义务关系。因此，有关经济特区的变通性立法条款属于授权立法条款。
第二，根据立法条款中的特定法律概念进一步判断。本文按照上述思路展开讨论，旨在划定授权立法条款的界限，防止授权主体所授立法权落空。
这实质上是立法技术不成熟的表现，至于如何完善还有待专门探讨。与实质标准不同，形式标准关注的是法律规范的外在形式要件。
因此，应从法律功能角度出发考察法律样本中的立法条款。倘若立法条款中的立法主体不具有职权立法权，那么该立法条款便是授予其立法权进而使之成为立法主体的合法性依据。不过，这反而从侧面印证了本文对另行规定内涵界定的准确性。而职权法是以宪法对职权立法权的原则性配置为立法依据的基本法律，无论是立法权的内容还是边界都与宪法具有内在一致性，实质上是对宪法赋予的职权立法权的承接、明确和细化。
所谓职权立法，是指立法主体根据自身具有的法定立法权进行的自主性立法活动。但是，对职权立法权范畴的认知归根结底指向宪法以外赋予职权立法权的法律。
侯淑雯主编：《新编立法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7页。通过以上对法律样本中立法条款的类型化分析可以确定，按照授权立法条款的实质标准，创制性立法条款和有关经济特区的变通性立法条款以实现立法权转移和立法义务设定为目标，属于授权立法条款。
但是，直到1991年国务院才首次发布《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国务院令第74号，以下简称《条例》）[4]。主流观点以授权立法作为认识进路，认为我国现行法律中凡是涉及立法的条款均为授权立法条款。
[14]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260页。 注释:[1]参见夏征农主编：《大辞海》（法学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18]喻中：《确立秩序与保障自由：法律授权的双重价值》，载《社会主义研究》2005年第2期。后者则是指普遍授权中的被授权主体以法律规范的形式对在宪法规定中无立法权能的主体赋予特定的立法权，或对依法已具有一定立法权的主体赋予更大的立法权[22]，亦即单行法授权立法。
[34]本文所选取的法律样本为宪法和职权法以外的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存在立法条款的所有现行法律，共计180部（截至2021年1月31日）。[31]（三）授权立法条款的规范解读通过上文对相关概念涵义的解读可以发现，解析授权立法条款的规范内涵应立足于法条授权立法和职权立法权转移两个维度。
另一种观点以执行性立法作为认识进路，认为我国现行法律中的立法条款是执行性立法条款，个中不存在所谓的授权立法条款。与民族自治地方变通立法不同，宪法和职权法并没有明确规定经济特区变通立法的立法权范围及其归属。
[41]因此，执行性立法条款中不存在新的权利（力）义务关系。按照授权立法条款的实质标准，只有创制性立法条款和有关经济特区的变通性立法条款属于授权立法条款，是被授权主体授权立法权的合法性来源。
网友点评
已有0条点评 我要点评